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作为评价家庭资产配置状况的根本依据，对该家庭的稳定性有着直接的影响。故在研究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的影响因素时，我们可以分为个人、家庭和外部环境三个层面，通过户主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地区、城乡等因素来分别探究其各自的影响程度。对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的研究，不仅可以有效改善家庭资产负债结构，更可以借此理解社会经济现象、预测经济发展趋势，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平稳发展。
关键词：家庭资产负债率；负债管理行为；社会经济
- 文献综述
在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城镇家庭选择主动负债，即理性选择信贷消费。人们做出各种家庭经济决策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家庭经济活动必须参与到社会经济运行之中的客观限制，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居民家庭自身的主观需要，因此家庭需要显然是其做出资产负债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根据美国学者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可以认为家庭的需要构成和需要层次是影响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管理行为的最基础因素[1]。该理论不仅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假说，且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家庭层面的影响。
从微观层面上来说，家庭负债管理行为是指居民根据其持有的资产负债情况以及家庭消费意愿，为了在家庭生命周期内达到收支平衡及平滑消费等目的而承担或清偿债务的活动，以及在不同债务间进行选择的行为。由此可见，居民家庭自身的负债水平及资产配置情况对该家庭的稳定性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在国内外现有的家庭金融相关研究中，绝大多数学者都会选择引入家庭资产负债率这一具体指标。该指标的高低不仅可以明确分析一个家庭的负债水平，还可以作为评价家庭资产配置状况合理与否的根本依据。郑海涛等（2013）编制了1994年至2009年中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负债表，并与英国等4个国家进行了对比，发现近年来中国居民的金融资产规模增长很快，但是占比还不够高，有很广阔的发展空间[2]。刘向耘、牛慕鸿、杨娉（2009）运用有关统计数据对我国居民2004-2007年的资产负债表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居民金融资产的积累率过高，而金融资产投资渠道狭窄、收益较低，因此居民负债也还有一定的增长空间[3]。从两者的紧密联系着手，本文主要将家庭资产负债率的影响因素分为个人、家庭、外部环境这三个层面，分别讨论户主年龄、文化程度、风险态度、家庭收入、人口规模、子女教育计划和地区、城乡等因素对家庭资产负债率的各自影响程度。
从个人层面来看，家庭资产负债率会受到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和风险态度的影响。首先，户主所处的年龄阶段对其家庭资产负债率具有一定的影响显而易见。由美国经济学家Franco Modigliani和R. Brumberg（1954）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每个居民家庭都会根据其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自己的消费和储蓄，进而实现其整个生命周期中消费效用最大化的目标[4]。对该理论的推导可知，家庭户主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会选择不同的储蓄手段和消费水平，进而伴随着不同的资产负债管理行为。陈斌开、李涛（2011）利用 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经济状况与心态调查”的数据进行研究分析，表明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家庭资产会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而家庭负债则会在30岁后达到最高点、在40岁后持续下降[5]。其次，户主的文化程度也会影响一个家庭资产负债总量的流动性。程丽君、姚玉杰、田凤（2017）利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得出家庭总资产、总负债均随着户主文化程度的提升呈递增趋势，而其中非金融资产和住房负债的占比相对较高[6]。再者，家庭决策者的风险态度会直接决定一个家庭的资产负债管理行为。何丽芬，吴卫星，徐芊（2011）利用奥尔多投资咨询中心2009年的“投资者行为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态度与居民家庭非风险性金融资产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与风险性金融资产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7]。这说明风险态度为“风险规避型”的家庭更愿意持有金和银行存款为代表的非风险性金融资产，而风险态度为“风险偏好型”的家庭倾向于持有更多的以股票为代表的风险性金融资产。家庭决策者在制定家庭金融决策时需要考虑多方面的风险因素，由于家庭金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活动目标不仅仅是达到资产收益的最大化，更重要的是确保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其前提当然要确保家庭财产的安全，也就是要实现家庭财务风险的最小化[8]。
从家庭层面来看，家庭资产负债率受到家庭主观需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家庭收入、人口规模、子女教育计划的不同上。西南财经大学《2016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研究发现，中国家庭储蓄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家庭，而我国较高储蓄的根本原因是储蓄分布的差异；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没有足够的消费动机，而是没有足够的收入[9]。由此可见，家庭收入会直接约束储蓄和消费动机，进而限制该家庭的资产、负债管理行为，对家庭资产负债率这一指标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债务还会产生独立的负面影响[10]。范莉珈、谢绵陛（2016）利用2013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通常高收入的家庭会有较大规模的资产、较低的负债水平，即拥有较低的资产负债率，而低收入家庭则恰恰相反[11]。其次，Fabbri和Padula（2004）在有关居民信贷约束的研究中，认为家庭人口规模与负债存在显著正相关性[12]。且Del-Rio和Yong（2005）在对英国居民家庭无担保债务与家庭财务危机的关系中，也同样认为家庭人口规模是影响居民家庭选择贷款负债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口规模大的家庭有更高的可能性持有贷款形式的负债[13]。再者，居民家庭的子女教育计划对其资产负债管理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丁旭（2016）基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项目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子女教育计划与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持有数额、非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数额、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数额之间均表现为显著正相关关系，而有“送子女出国深造”计划的家庭持有的负债平均数额要低于没有“送子女出国深造”计划的家庭[14]。该结果说明有“送子女出国深造”计划的家庭所持有的金融资产数额比没有计划“送子女出国深造”的家庭更多。因为前者需要花费较大的资金成本，而这种资金成本主要依靠变现能力更好的金融资产支持。
从外部环境来看，家庭资产负债率还受到地区、城乡的影响。纵观中国经济现状，一大重要特征即地区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同时，我国金融市场也表现出较大的地区差异，这意味着家庭资产负债率在各地区间也可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马广奇、杨靖（2014）利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进行研究分析表明，中国东部地区家庭总资产水平最高、西部其次、中部最低；从金融资产来看，东部地区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而负债水平与金融资产水平刚好相反，家庭总负债以及住房和教育负债均表现为西部最高、东部最低[15]。这一方面体现了我国金融市场在不同地区发展程度的差异，另一方面反映了在各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除此之外，城乡差别也是一大典型的中国特色。谢绵陛（2017）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家庭远比农村家庭富有，城市家庭的净资产和总资产分别是农村家庭的4.6倍和4.9倍，而总负债却只有2.5倍；农村家庭的平均金融资产低于平均总负债，而城市家庭的平均金融资产大约是平均总负债的2.13倍[16]。究其原因，城乡家庭的生活压力、消费水平和消费观念开放性等方面的不同会造成负债规模大小的区别。总的来说，城市家庭的资产负债状况算是比较健康的，而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村家庭已经陷入严峻的财务困境。
综观国内外有关家庭金融的研究不难发现，总的来说目前针对家庭资产负债管理的文献相对较少，且多数属于定性研究。并且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绝大部分学者还是将侧重点放在居民家庭资产的管理配置及相应的金融理财问题上，对于居民家庭负债管理的相关问题研究较少，而将居民家庭资产和家庭负债作为综合研究对象的则更少。反观国外，有关学者很早就已着手对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管理行为的研究，并且在国外的研究中对于各种影响因素地划分较为细致，分别从社会资源配置、家庭财务危机及经济环境等多个角度进行全面分析。因此，国内关于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管理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另一方面来说，家庭作为参与社会经济的基本组成单位，其各自的资产负债管理是每个家庭经济行为的出发点与立足点，因此掌握居民家庭的资产负债特征可以说是理解整个社会经济现状、预测经济发展趋势的理论基础。在参考前人理论模型和实际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依据相关性将多个影响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的因素大致分为个人、家庭和外部环境三个层面，综合考虑家庭资产和负债管理行为，并主要从家庭负债管理的角度给出相关建议，使研究结果更全面、完善。同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根据各方面的影响因素综合考察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管理问题，改善计量模型的局限性，使分析结果更具有普遍意义和实际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