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杭州丝织业的改良
摘要：杭州市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钱塘江下游、京杭大运河南端，是浙江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金融中心，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其气候温和，土壤肥沃，雨水充沛，是天然的蚕桑养殖区域。唐宋以来，随着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杭州逐渐成为丝织业的中心，出现了不少丝织名产。因此，杭州享有“丝绸之府”的美誉。
欧洲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用机械化生产，对生丝的要求日益严格，尤其是邻国日本丝业的崛起，使我国传统的手工缫丝无法再适应国际市场的新需求，我国生丝逐渐受到排挤，大有江河日下之势。为了挽救中国的丝织业，全国主要蚕丝生产地区都进行了蚕丝改良运动。杭州在这一改良浪潮中也算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杭州丝织业的改良最显著的方面就是蚕丝教育的开办，我国最早的蚕丝教育机构就是杭州府太守林启于1897年在杭州创办的蚕学馆。在蚕丝教育的推动下，蚕种的改良和机械缫丝的引进也进一步推动了近代杭州丝织业的改良。杭州丝织业的经过一系列的改良，可以说是卓有成效。但由于帝国主义的扼丝引绸政策，清政府对丝织业征收重税，加上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以及技术保守，设备落后的缺点，导致杭州的丝织业的发展仍旧相当缓慢。但杭州丝织业的改良在当时对全国丝织业的发展的借鉴意义还是不容小觑的。
关键词：近代； 杭州； 丝织业； 蚕丝改良
- 文献综述
- 关于丝织业改良背景的研究
关于杭州丝织业改良的时代大背景，美国学者李明珠《近代中国蚕丝业及外销》一书有极大的借鉴意义。作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造丝的传入开始为蚕丝提供了一种既便宜又耐久的代用品。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商人和中国政府由于受到国际性鼓励和合作，才着手为振兴和整顿丝绸工业而采取重大的步骤。但是毕竟为时太晚，蚕丝业的衰落己经不可逆转了。中国的蚕丝业要在相对自由的世界市场上保持优势，它就得“现代化”。现代化之所以不能迅速实现，并不在于技术的潜力有什么不足之处，而在于蚕丝业应采取何种经营办法，制度上应如何整顿，在于没有提供足够刺激因素的经济环境。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方向上，蚕种疾病的控制是极其重要的一步，机械化续丝是标准化的第二个关键问题。而这两者都不需要非常复杂的技术，它们所需要的是集中的领导、权力和组织。这些关键性因素在中国的缺乏，意味着近代中国蚕丝业问题是经济性的，组织性的，而不是技术性的。李明珠先生看到了蚕种改良在整个蚕丝业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并在实际上强调了对蚕种改良的研究不应局限在技术的层面，而更要注意考察其经济和社会背景对改良的影响，应该注意政府职能的发挥问题。这实际上既说明了本课题研究的意义，也为开展本课题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但没有看到晚清时期知识界为振兴我国蚕丝业而进行的蚕种改良努力显然有失公允，也有使20世纪20年代后的蚕种改良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之虞。
王庄穆的《民国丝绸史》回顾了民国时期我国丝绸业发展的历程，论述了在蚕桑、缫丝、机织等方面改革的成就与不足。其中，介绍了我国的蚕区分布、各省蚕业概况、蚕业经济(各省的的养蚕业)、养蚕技术、全国各地的蚕种，改良蚕种的产销、改良蚕种的演变，蚕业科教和管理机构，蚕茧收购、各地的缫丝业等情况，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背景资料。
2005年10月，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翔的《近代中国传统丝绸业转型研究》。该书系作者多年从事丝绸业研究成果的总结。它研究了中国传统的丝绸业在从鸦片战争后的一个世纪中如何缓慢地开始向现代的转型，指出，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间，当其他一些手工行业在外国商品的冲击下一蹂不振的时候，传统丝绸手工业却由于清政府自我封闭的解除和海外市场的需求而继续发展。但中国农民“育蚕青仍其旧”，严重制约了中国传统丝绸业中率先起步向现代工业转型。清朝末年以来，从国外引进优良蚕种，对本国蚕种进行改良，不仅减少了蚕病的发生，改进了蚕丝的品质，而且增加了蚕茧的产量，提高了中国蚕丝业的劳动生产率。新蚕种取代土蚕种的进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农村社会中一场新与旧的斗争，不可避免地遭到守旧势力的竭力阻挠。由于政府对蚕桑改良事业的重视与支持，蚕桑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倡导与推进，广大蚕农对蚕桑改良事业给予一定程度的响应与配合，民国前期蚕桑改良事业取得进展，特别是江南地区的蚕桑改良事业成效卓著。然而，就在中国丝绸行业基本完成了生产手段与经营方式的变革，面临着进一步发展契机的时刻，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社会经济遭到空前浩劫，蚕桑丝绸生产受到沉重的打击，由传统手工业向近代大工业转型的进程就此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