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与自白：抗日战争时期有关“汉奸”的地方叙述
摘要：近年来，海外学者与港台学者在关于中国抗战时期汉奸研究中，提出了一个“灰色地带”的概念，认为地方上的与日合作者有其特殊的背景状况，试图从个人道德伦理层面对汉奸的形成进行去民族化的解读，其中加拿大卜正民教授的《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最具有代表性。然而本文认为“汉奸”形象的塑造即使在地方叙述中仍做不到完全脱离国家民族的影响，即便他们的自我辩解也常以曲线救国为借口。本文将从百姓的裁断、汉奸的自白、以及国家的法律审判三方面对地方汉奸的 “塑造”和叙述进行解析。
关键词：汉奸； 民族主义； 道德伦理； 地方叙述； 塑造
一、文献综述
1937年，日军开始全面侵华，期间占领了大量中国领土，主要包括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等地，在各地建立伪政权，一些汉奸分子便因为不同的目的投靠日军或接受招揽，开始活跃于政治军事等领域。当时的爱国文士义愤填膺，纷纷著书抨击汉奸的卖国行为，鼓舞全民族共同抗日。如傅于琛的《汉奸的产生与扑灭》、尤兢的《汉奸的子孙》、童振华的《怎样清除汉奸》、何竹淇编辑的《汉奸的下场》等。直到抗战胜利初期，汉奸的形象依旧是十恶不赦的民族败类，如胡开文编辑的《汉奸内幕》、大同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汉奸丑史》等著作都着重于讲述汉奸的劣迹、斥责汉奸的恶行，以及该如何审判、处置汉奸。这一时期的著作往往政治倾向性较强，对于号召全民族抗战、形成同仇敌忾的统一战线有较大的作用，但其判定汉奸的过程和方法过于粗糙随意，对于汉奸的心理没有进行细腻的探究。自战后以来，国内外的抗战史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甚少涉及战时的人文环境。抗战中国的政治空间一分为三，研究焦点却集中在国民政府主政的西南大后方（国统区）和共产党控制的西北边区（解放区），而日军占领的沦陷区成了抗战研究的边缘。
近年来随着“下层史观”的兴起使得史界对基层伪政权和中小汉奸的研究力度加大，也对之前主流的批判思路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从粗糙的道德归类到比较细致的心理分析，罗久蓉的《历史情景与抗战时期“汉奸”的形成——以一九四一年郑州维持会为主要案例的探讨》可以说是值得重视的一篇文章，她提出当一个省份或者国家中的通敌人数超过一定比例时，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定义“汉奸”的含义，她以抗战结束后的汉奸大审判中郑州“汉奸”的口供为主要材料，勾画出底层民众对日军入侵的顺从反应，并从动机、背景人事、行为等方面对普遍意义上所说的“汉奸”的产生进行了分析。也许是政治对“全民抗战”神话的需要，在沦陷区人民与日军合作这一块的内容在国内少有涉略，相反欧美史学界对此研究著作较多。傅葆石的《灰色上海——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1937-1945》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日本侵略时期面临的道德与政治选择，以沦陷区最重要的文化、商业和金融中心，也是汪精卫政府控制的最大城市上海为例，他对汉奸的定义提出质疑，反对在日据时期将各种道德选择简化为界限分明的两极，“类似摩尼教的世界——英雄对抗恶棍，无私反抗者与无耻汉奸的斗争”，提出中小汉奸的抉择都是为了谋生，其暧昧性既不是爱国也不是卖国。
卜正民的《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一书则以地方头面人物与日合作为探讨对象，进一步将民族主义和地方叙事割裂开来，他提出中国人这一时段的集体记忆是由日军的暴行、中国人遭受的苦难以及他们的抵抗行为所组成，反映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文学作品又强化了这个故事，以任何其他方式来描述这段历史，均意味着附和日本人在战争时期的宣传——黄种人应该反对白种人的殖民统治，然而这并不是唯一可被讲述的故事。中国人对入侵的反应还有另外一些形式，生活在沦陷区的人们还有其他一些求生方式，“合作”便是其中之一，这段历史是大多数中国人不愿看到而卜正民试图再现的。卜正民的著作主要考察日本占领中国长江三角洲初期（1937年冬季到1938年春夏），中日基层人员在建立县及县以下政权的过程中是如何互动的，通过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和崇明五座城市，捕捉小人物的生命痕迹试图分析地方头面人物与日本人合作的行为和动机。他提出将道德框框从政治现象中剥离出来，会使那些习惯于接受另一种结论的人大吃一惊。例如，1970年代，法国研究维希政府的历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得出的结论推翻了二战以来法国人许许多多坚定不移的假设。当新观点揭露出法国当局为德国人的利益而工作，特别是大上，这些研究成果强化了一个流行的看法，抵抗是道德上应该作出的正确选择。一旦从抵抗多数人帮助纳粹消灭法国犹太人时，法国民众普遍产生了对维希政府的厌恶情绪。在此层面神话中受益的那一代人去世，这些令人不愉快的、不受欢迎的观点才会公布出来，所以现阶段，法国仍专注于整理那场战争的历史遗产。而与法国人相比，中国接受占领事实方面还停留在早期阶段。一方面，日本人从不澄清在中国和太平洋战争中的罪责，也从不为在中国犯下的侵略行为提供补偿，这使中国人继续感到恼火和耻辱。另一方面，许多中国人也不打算审视他们受难和抵抗的集体记忆之外的东西。因而国人在编写那段战争的历史时，道德标准总是不容置疑的。卜正民对此的方法是撇开上层的意识形态，即每个政权用来证明自身存在正当性的依据，向下审视占领区大多数基层政府的情况。在沦陷区被占领者与占领者的合作是真实存在的，而民族尊严和个人荣誉也一定会折磨这些新政权的政客们。但大多数时候，与日本人合作是为了应付和处理一些日常生活问题，如供给食物、组织运输、建立安全防护措施等各种事情。采用底层来透视，这就不是简单贴上道德败坏的标签并因此进行谴责所能解决的问题了。当然这不是说，在合作研究中，道德考量已无存在的必要，而是把更多的关注放在个人做出选择的历史情景中。
这些著作从不同方面对汉奸的产生、如何判定以及定罪如何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从总体来说比较全面多样，但从单篇论文或单本著作来说视角比较单一。卜正民等汉学家在研究沦陷区历史时对中国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似乎相当忽视。部分学者为证明自己的论点在史料的使用方面有断章取义的嫌疑，此外论述时有明显倾向性，不够客观，虽然历史确实不单单是考据学，它在追求真实的过程中注重情怀的培养，前提是保证价值观的正确性。本文将综合民族主义和伦理道德论两方面进行较为客观的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