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家庭二孩生育决策过程研究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国内学者对于家庭生育行为的研究主要分为生育意愿的比较及影响因素研究，生育决策研究，育龄女性与就业影响研究，代际关系研究以及等几个方面。

1、从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

宏观层面的生育水平取决于微观层面个体生育行为的践行，二者的关系比较明确。在我国，为预见个体的生育行为，生育意愿的研究一直备受关注（侯佳伟等，2014；郑真真，2014）生育意愿是出于个人或家庭对子女的偏好、考虑到各种限制条件后的生育愿望表达，包括期望生育的子女数量、性别、生育时间和间隔；也可区分为不同层次，即生育偏好和生育计划（郑真真，2014）。

生育意愿并不等同于生育行为，实际生育水平（即生育孩子数）与生育意愿的偏离已是不争的事实，且同时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二者之间的差距会影响二孩及整个出生人口规模的准确测算，在“全面两孩”生育政策背景下，认清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距，是把握中国未来生育水平变化的关键（杨菊华，2008；风笑天，2017b；王军、王广州，2016）。

从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是一个序列决策和作用的过程，生育经历了生育动机→生育意愿→生育打算→生育行为→生育率（Miller and Pasta，1995）。根据以往研究经验，在“全面两孩”生育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也可以看做是一个从意愿到行为的序列决策和逐级转化过程，即生育动机→生育意愿（或偏好）→生育计划或决策→生育行为四个环环相扣的层次（梁宏，2018）。

（1）生育意愿

在全面二孩政策开放之前，学者对于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发现：

个人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户籍状况、家庭养老压力、家庭结构及财产状况等因素共同影响着初育年龄意愿、理想生育数和生育性别意愿（张建武，2013；张亮，2011），同时，独生子女政策对人们的二孩生育意愿具有一定抑制作用（郑真真，2011）。

对于二孩的生育意愿来说，双独夫妇的二孩生育意愿与单独、非独夫妇没有明显差别，双独夫妇的性别、出生年代、文化程度、有无孩子等因素与其二孩生育没有关系。（风笑天，2010；韩茹等，2016）但是家庭的一孩年龄、妻子年龄、祖辈支持等因素对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牛亚冬等，2015），另外，杨菊华（2015）发现，已育有一女的家庭，二孩生育意愿更高，这体现出男孩的需求依旧是刚性的。

谭雪萍（2015）用成本－效用视角对单独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家庭经济因素是考虑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职业发展压力、孩子教育压力和时间精力压力是主要的成本因素因素，情感保障与物质保障是主要的效用因素。

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之后，二孩生育意愿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家庭经济能力、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家庭资源和支持是影响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靳永爱等，2016；骆苏婷，2017；梁宏，2018），与公婆居住、有兄弟姐妹的女性更可能有二孩偏好，另外，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之间受到年龄、收入与性别偏好等因素的影响（靳永爱等，2016）。

风笑天对全面二孩时期人们的生育意愿进行了一系列探究，发现除了经济条件、个人精力与祖辈支持等已有的对于二孩生育的影响因素之外，“为孩子生孩子”以及“育龄女性内心的生育需求”也是影响二孩生育的重要原因（2016、2017a）；原本就想生育二孩者更可能产生从众行为而生育二孩。

（2）生育决策

在以往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之下，个体生育决策的空间很小，真正对个人生育决策产生实际影响的因素也很少，因此，国内有关生育决策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理论的探讨和解释框架的构建（李建民，2004）。然而，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各种因素与生育决策关系讨论则比较多。

莱宾斯坦是最早用经济学理论来研究生育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孩子效用—负效用理论、孩子价格理论和时间分配等理论，收入、阶层等因素会影响生育决策（李建民，2004；庄渝霞，2009）。贝克尔的孩子数量—质量转换理论认为，家庭更愿意通过增加孩子的支出来改善孩子的质量，收入增加会减少生育数量（Becker，1960）。贝克尔的有关家庭的时间分配理论和家庭经济学，把对家庭生育决策影响因素的关注焦点从孩子转移到了母亲，阐述了母亲的就业、收入、地位对于生育决策的重要影响。（Becker，1965，2003）。

二孩生育决策是“准生”育龄妇女综合考虑的理性选择结果，是否生育二孩与生育政策、直接生育成本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而儿童照料资源的供给、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事业压力、社会地位等社会经济特征、丈夫劳动参与和夫妻年龄差距是影响再生育行为与生育率的重要因素（周兴，2010；闫萍，2016；姜全保，2017；梁宏，2018），生育的精神动机，如追求子女带来的精神慰藉、家庭幸福等，对于育龄妇女的再生育决策也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姜全保，2017）。

可见，生育决策是以家庭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为基础，家庭成员尤其是母亲出于各种成本与收益综合考量后的理性选择结果。

2、育龄女性与就业影响

在家庭照料中，中国社会依然沿袭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李桂燕，2018），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导致了现代化背景下职业女性工作与家庭的矛盾的产生。女性作为母亲角色在承担生养责任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职业压力和挑战（杨芳，2017）。

蒙克（2017）对22个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妇女劳动参与率与总和生育率之间的“反J型”关系，即女性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程度越高（表现为收入越高），生育的机会成本越大，从而养育的子女就越少，但劳动力市场参与程度提高（即收入升高）到一定程度之后，生育的子女数目反而会触底回升。但对于目前的中国育龄女性而言，生育尤其是二次生育会对女性的职业生涯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如职业中断、收入惩罚、福利减少、向下的职业发展、就业性别歧视甚至彻底失业等（李芬，风笑天，2016；张霞等，2016；杨慧，2017；李芬，风笑天，2017）。张樨樨等人（2018）通过研究也发现，在雇佣市场上，女性生育状况、岗位重要程度与雇佣偏好呈负相关，工作经验重要程度、用工成本承担意愿等因素与女性雇佣偏好呈正相关。“全面二孩”政策使城镇女性更为关注工作生活平衡，同时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对就业满意度有更加敏感的感知（张樨樨，2017）。

虽然生育会对职业女性带来诸多消极影响，但是也有一些因素能够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有研究者发现，更高的工作收入、家庭成员的照料支持与精神支持、税收减免与补助、弹性工作时间对职业女性生育二孩有着正面作用（梁宏，2017；张樨樨，2017），积极地生育观与合适的生育时机也能够使妇女人才直面生育（陈万思，2011）。就工作单位的性质来说，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女性员工想再生一个孩子的发生比高于国有企业、私营企业，而合资外资企业女性员工想再生一个孩子的发生比最低（龙书芹，2017；张同全，2017）。

由于公立儿童照料市场供给不足、私立儿童照料市场发展良莠不齐等原因，0-3岁儿童主要依赖家庭照料，这使得因生育、抚养而导致的职业女性工作与家庭冲突日益凸显，中国职业女性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面临生育困境在所难免（张霞等，2016；杨芳，2017；张海峰，2018）。因此，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有效落实还需要相关配套措施尤其是家庭支持政策的完善（梁宏，2017）。

3、代际关系

已有研究指出，居住模式、代际关系等会影响下一代的生育行为（李英，2015），多子多福作为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在现代社会依旧存在，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之后，祖辈更有理由表达对年轻夫妻生育二孩的希望。除了言语上的劝说，代际的支持与抚育能力也是影响年轻夫妻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在中国社会，两代人往往通过代际合作来转移和分散儿童照顾的压力（钟晓慧，2017），尤其是女性老年人的退休行为会显著增加其提供隔代照料的概率（邹红，2018），从而提高生育率。但是，在延迟退休政策出台的背景下，祖辈对孙辈的照料支持明显削弱，很可能会导致生育率的降低（周鹏，2017）。

以往学者对于二孩生育行为的研究主要为宏观定量的描述性研究或相关关系分析，很少从定性角度分析不同因素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具体过程，存在如下不足：

1、重视生育结果而忽视决策过程。家庭内部的生育决策往往是经历过家庭成员协商沟通的结果，现有研究，尤其是量化研究，更关注影响生育结果的因素，而忽略了家庭互动和协调过程，即由生育动机到生育意愿，再到生育计划，并落实为生育行动的整个过程。

2、重视夫妻态度而忽视长辈意愿。以往调查的主要对象为育龄夫妻，但在家庭决策的过程中，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祖辈在子女的生育决策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祖辈对子女的生育态度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子女的生育决策；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家庭隔代抚育的情况十分多见，这也使得代际支持成为影响人们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祖辈的主观意愿与代际支持等因素是无法忽视的一部分。

3、绝大多数研究都将女性视作生育行为的主体。尽管有少数研究提到了丈夫劳动参与、代际关系等对生育决策有影响，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这种影响是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的，以及育龄女性在生育决策中是否扮演主导性角色。

4、定量研究的封闭性。在实际生育决策中，生育政策的变化、幼儿照料资源的供给能力等社会因素，现实经济条件与对生育成本的考量等家庭因素，以及育龄女性的工作状态、个人主观的生育意愿强度等个人因素都会影响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决策。在定量研究中，研究者难以将所有因素逐一进行分析与总结，而通过定性的开放式访谈，更能突破现有的量化主导的研究范畴，深入了解受访家庭内部的具体情况，突出本研究设计所关注的——影响生育决策的各种因素——这一主题。

5、初次生育与再生育影响因素的比较。根据以往研究可以发现，在两次生育过程中，影响生育决策的因素是不同的，而宏观数据只能片面的分析初次生育与再生育的影响因素差异，缺乏基于某一独立家庭内部的、纵贯性、连续性的考量。

方案（设计方案、或研究方案、研制方案）论证：

分析单位：家庭

抽样方式：效标抽样；具体抽样方式：滚雪球抽样、目的性抽样

研究地点：

南京、鞍山两地。选择南京、鞍山作为主要研究地的原因是研究者对于这两个城市较为熟悉，更容易与受访家庭建立起信任关系，获得效度更高、更为真实丰富的访谈资料。另外，南京与鞍山的地域分布、当地文化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人们的生育观念与家庭决策方式存在地域特点，影响生育决策的因素也可能存在差异，选择这两个城市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比较中国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二孩生育决策上的差异。

研究对象：

通过朋友、亲人的介绍，在南京、鞍山两地找到已育二孩的家庭，以家庭为单位，用一对一个别访谈的方式对主要家庭成员进行开放式访谈。计划在每个城市中选择五户家庭，一共十户家庭进行访谈，每个家庭的受访者约为三到五人，受访对象包含已育二孩的父母以及祖辈，生育二孩的时间在当地开始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之后。选择访谈这样的家庭是因为二孩生育时间较短，能够回忆起当初生育决策的过程，另外由于需要对孩子进行看护，家庭成员也有时间接受长时间的访谈。

研究关系：

研究者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局内人，也是局外人，在研究中存在优势。由于在两地都有着较长时间的生活经历，研究者对于当地风土人情有较多了解，是“文化上的”局内人，能够更好地理解受访者。对于家庭成员来说，研究者是“生活上的”局外人，一方面，研究者可以中立客观地对每一位家庭成员进行访谈；另一方面，受访者不用担心研究者将访谈信息透露给其他熟人，从而影响原本的家庭成员关系。

访谈时间与地点：

2019年1月及3月，主要在南京地区进行访谈，2019年2月主要在鞍山地区进行访谈。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间大约为一小时，通过一对一的开放式访谈，用叙事的方式让研究对象讲述打算生育二孩时的各种考虑因素，以及做出二孩生育决策的整个过程，研究者在叙事访谈中适时追问。利用周末或受访者的其他闲暇时间（比如陪同孩子补课时的等候时间）在就近的较为安静的公共场所开展访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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