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翻译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直至20世纪下半叶，西方翻译理论之争主要是对直译还是意译的反复讨论。
17世纪晚期，英国诗人兼翻译家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在奥维德Epistles译本的序言中提出了逐字译、意译和拟作的翻译三分模式，这标志着翻译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开端。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翻译理论家尝试对翻译进行更系统的分析，围绕语言学的一些关键问题展开新的争论。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关于意义（sense）和对等（equivalence）的争论。
这两个概念由俄裔美籍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罗曼雅格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在1959年的论文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中率先讨论，他思考不同语言的词汇间的意义对等问题，指出通常在代码单位之间不存在完全对等，认为应当关注语言结构（language structure）和措辞方式（diction）的差异。
之后美国翻译家尤金奈达（Eugene Nida,1914-2011）试图以新的科学方法来解答意义和对等，他在1964年的著作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中将语言学理论引入翻译研究，对意义采用功能性定义，分为语言意义（language meaning）、所指意义（referential meaning）和情绪意义（emotional meaning）或内涵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三个层次，建议译文应该追求等效，且提出形式对等（后称为形式对应（formal correspondence））和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目标语读者和所接受信息间的关系应当与源语读者和所接受信息间的关系基本一致，后称为功能对等）。
奈达认为接受者是中心，动态对等的目标就是寻求源语最贴切、最自然的对等，目标语中不应出现源语的痕迹，源语背景的异质性特征尽可能地抹除，这种观点后来遭到了更倾向于文化研究的翻译理论家的批判，因为奈达忽略了不同语言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违背了翻译的文化交流目的。
英国翻译家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1945-2005）在1980年的Translation Studies的核心问题一章中，用一节的篇幅来谈对等问题。
她总结了她所看的的问题：翻译远不只是用不同语言的词汇和语法来进行替换......一旦译者不只考虑语言学方面的严格对应，问题就产生了：怎么来判定期望实现的对等层次？她在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 Lefevere，1945-1996）合著的论文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中否定了翻译研究的语言学理论，认为它们虽然最后把翻译单位从字词提升到篇章的高度，却没有研究篇章以外的其他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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