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献综述
1.1应对方式的概念
应对(Coping)也称应对策略，应对机制，它是心理应激过程中一种重要的中介调节因素 ，Joffe（1978）认为应对是当个体处于现实环境的改变时，自发地、灵活的、有目的调节挫折和压力而采取的认知及行为方式。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对研究应对方式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应对方式在心理健康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地位也不断提高。
在Vaillank(1975)等人研究中，应对方式被分为自恋型，不成熟型，神经症型和成熟型，Lazarus(1984)在之后的研究中将对应对方式进行了更详细的八个类别划分：淡化、对抗、自责、自控、求助、自评、逃避和计划。另一方面，Zimbardo(1985)从应对的目的性角度，将其分为改变自我和改变压力源两类(王元，2016)，这种分类方式使以往复杂的分类方式得到简化。Folkman和Lazarus(1990)也对应对方式做过简易归类，他们认为应对方式的类别是有共性的，因此应对方式被分成问题中心应对方式和情绪中心应对方式，问题中心应对方式是个体面临应激问题时，从认知和行为上做出改变；情绪中心应对方式则是当个体由应激源引起情绪反应时做出控制的一种方式。在我国学者姜乾金等人（1993）的研究中，则根据应对方式的表现形式，将应对方式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各种对应对方式的分类均有其贡献价值。
在应对方式的测量上，国外的研究中，Folkman和Lararus编制了应对方式问卷(ways of coping questionnaire,WCQ)，该问卷广泛应用于应对方式的研究中，但国内研究者发现该问卷中的部分条目带有较明显的西方文化特点，考虑到中西方国家的文化背景差异，Folkman和Lararus编制的应对方式问卷可能并不是最适合测量我国人群，因此，我国学者解亚宁在此量表的基础上，分析结合我国人群的特点，根据需要和实用性，于1998年编制了《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CSQ)，因此本研究采取姜乾金等人的分类方式及问卷进行研究。
1.1.1挫折应对方式的影响因素
Skinner(2007)认为个体面对外界压力源时，相同的策略在不同年龄所代表的应对手段有所不同。此外，梁宝勇(2005)认为人格对个体应对方式有重要的影响因素；周倩和钱丽菊(2005)的研究发现，不同的职业背景也会影响群体的应对方式，农民群体更倾向于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干部群体则更倾向于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不同生活背景，收入水平，社会地位等因素都可能对此有所影响，唐燕(2007)的研究也表明，当个体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时，会更倾向于解决问题、寻求帮助等积极的应对方式。
1.1.2.挫折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国外开始对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进行研究，我国学者李宗国，张鹤(2016)等人在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中表明，青少年的积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总分呈显著正相关，消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总分呈显著负相关，在求助方式上，肖计划(1995)等人研究发现，青少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性别上体现为男性由“退避”、“幻想”等不成熟的应对方式，逐渐转变为“解决问题”、“求助”等成熟的应对方式，女性则由成熟的应对方式往不成熟的应对方式上转化。此外，不同地区的个体，其应对方式也有区别，如农村留守儿童比农村非留守儿童更少采用问题解决和求助方式，台湾地区的青少年更倾向寻求老师同学们的帮忙，而美国的青少年更倾向于独立应对挫折(肖聪阁 amp;陈旭，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