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现代社会，也可以说任何社会，都是一个组织的社会（周雪光，2003）。组织中的正式组织（formal organizations）被接受为是根据一定的社会目标、按一定的法规形式建立起来的社会群体（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 bull; 下卷，1993）。企业是典型的正式组织，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本质是一种用劳动市场代替产品市场的分工协调组织，当劳动的效率高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时，分工会通过劳动市场和企业进行组织(杨小凯，1998，转引，周治翰、胡汉辉，2001)。
在经济学研究中，企业被视为理性的经济实体，企业组织的原因、方式和目的都基于对效率和利益的考察。二十世纪中后期的社会学研究中，研究者也将组织的逐利性作为组织研究的基本假设。普费(Pfeffer)和萨兰希克(Salancik)在《组织的外部控制：对组织资源依赖的分析》一书中做了很好的说明，他们认为，组织为了维系其自身生存的必要条件，通过收购、合并、控制资源的方式，增强其他组织对它的依赖，进而提升组织在经济活动中的自主性。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还提到组织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依赖从外部环境获取生存必需的资源，所以组织为了生存，必须与外部行动者进行互动，同时为了维系其自身生存的必要条件，组织会不断地降低对外部环境的依赖。通过此著作可以透视组织社会学的一个基本主题：正式组织依赖其所在的特定社会环境而生存发展；与此同时, 正式组织又对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结构和过程产生深刻影响（周雪光、赵伟，2009）。
上世纪中后期，对组织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已成为组织研究的重要议题，组织被视为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环境不仅包含象征理性和效率的技术环境，也涵括外部的制度环境。需要注意的是，研究者认为外部环境具有不确定性，这导致组织生存也具有不确定性，那么组织为了寻求自身的生存就会积极寻求外部环境的稳定和可预测性（费显政，2006）。斯廷奇克姆(Stinchcombe, 1965)也曾提出，正式组织的产生发展衰亡过程、组织形式和行为活动、组织间关系都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特定制度环境。梅耶和罗恩（Meyer amp; Rowen, 1977）认为现代社会中组织间复杂关系网络的构建、政府等管理机构的发展和要求、领导性组织的示范作用都要求组织必须适应制度环境才以生存。他们从不同的侧面说明环境为组织提供必备的资源，组织的生存离不开其所处的特定制度环境。大部分学者都认同外部环境对组织的制约，并强调组织的主动性和应对这种约束对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所不同的只是这种制约因素的具体来源和作用方式（费显政，2006）。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清楚环境和组织都是复杂的，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且不可分割。关于组织的复杂性，学者们认为，组织的复杂性不是来自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事件的冲击，而源于组织内部之间以及与外部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内生性结果。刘洪（2014）在其企业组织变革的研究中，对企业组织的复杂性进行了探讨。他将组织的复杂性划分为组织结构、组织关系和行为复杂性三个维度，就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组织和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组织内部部门与部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认知进行了阐释。而在管理学中，制度环境的复杂性更是牵扯到企业组织的战略和形态。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无论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还是农村农民的生活，都被安排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组织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逐渐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此处社会体制、政治和经济的转变就体现了制度环境的变迁。一些学者对制度环境变迁背景下企业战略进行了探讨，指出制度环境变迁是制度环境在不断完善过程中所造成的制度的不稳定和难以预测（李自杰、李毅、刘畅，2011），并由此形成制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缑倩雯、蔡宁，2015）。制度包含国家政治制度、市场制度和一些非正式制度，从监督、调节、认知三大方面体现了制度环境的复杂性。正如周雪光和赵伟（2009）所言，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的转型本身正意味着相应正式组织的变革，而这些正式组织同时又为法律、市场以及其他治理机制提供了组织基础。
对于企业来说，不同类型的组织形式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适应了特定的制度环境。那么，制度环境中的因素是如何作用于组织的呢？如何解释变化中的组织形态？黄群慧和白景坤（2013）对国有企业组织转型的研究中，指出制度环境需要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影响力、控制力、带动力以及社会责任，如果国有企业坚持政府保护和规模优势的成长模式就无法满足环境的要求，因而国有企业不得不进行改革。顾道格 (Guthrie , 1997 ,1999)根据他在上海的实地调查, 重点研究国有企业如何转变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司。他采用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 强调了组织在应对不确定环境条件中的趋同行为。多布雷夫(Dobrev, 2002)通过对美国汽车工业演化的研究，提出如果生态位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该组织种群将继续存活；反之则会被其他组织种群所取代。他们从环境压力、环境不确定性、生态位的角度解释了组织形态转变的原因。瑞典造纸工业在上世纪中叶到本世纪初发展迅速，企业数量不断减少，这得益于瑞典的能源政策。瑞典实施严格的环境许可制度管理，对原料、生产、销售全过程进行管控，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间在能源相关问题上的合作日益加强。林德马克（2011）对瑞典造纸工业的研究中，特别提出价格变化、税收、政策补贴、环境目标等政策措施对替代、效率和企业结构变化的影响。还有些学者从组织是如何应对的给出了解答。沃尔法特（1971）也指出瑞典不断增加的环境目标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进行重建和现代化，或者关闭老旧的工厂。钱勇和曹志来（2011）对铁煤企业的重组进行研究，发现组织转型应从高影响力的部门先开始，组织的转型在组织内部给出强烈的信号，为未来进一步的行动构造出更易接受的环境。黄冬娅和张华（2018）在解释民营企业家是如何组织起来的问题时，通过对广东工商联系统商会组织的案例分析，发现组织内外部资源对于商会组织化有重要影响。罗党论、唐清泉（2009）通过对2002-2005年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关系的刻画探讨政府环境对企业的影响时发现，当地方产权保护越差、政府干预越大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越落后的时候, 民营上市公司更有动机去与政府形成政治关系。其原因在于这种政治关系对民营上市公司是一种对市场不完善下的替代保护机制, 是转型期民营企业发展自发形成的机制。罗和唐的研究，其实说明了企业面对外部环境压力时，会通过维系企业与制度环境的关系，来寻求自身发展的可能性。也有研究通过对建国以来企业组织结构变化的梳理，表明制度对组织结构调整的范围在逐步缩小（黄速建，2009）。就能源行业来看，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涉及技术、市场、政府、开发利用者等诸多因素，仅靠某一个法律部门来调整是难以发挥作用的。无论是将煤、油、核作为主要矿种还是特定矿种，资源法及能源法都应当为矿业或能源业建构竞争性市场制度（肖国兴，2013）。要考虑国家能源政策对环境与能源的合理有效配置（任洪涛、黄锡生，2014）。现代社会中组织间复杂关系网络的构建、政府等管理机构的发展和要求、领导性组织的示范作用都要求组织必须适应制度环境才以生存。
对制度环境变迁和组织形态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仔细观察可以看出，现阶段研究多以定量的方式，对经济组织进行数据的收集与分析，离组织中的实际过程却越来越远。
理论视角
新制度理论认为，制度环境的压力是组织形态变迁的源泉，组织会根据其在制度环境中的定位选择行为方式，最后趋同。但有时企业也对制度环境具有改变的能力。
新制度理论从社会学出发, 关注于组织之间的同构和相似, 并把它归因于组织外部制度环境的要求。在新制度理论看来, 组织面对两种不同企业的环境，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技术环境要求组织有效率，制度环境要求组织符合合法性（legitimacy）的机制。企业追寻合法性会导致企业按照现行的社会接受的组织形式，因而具有趋同性特征。新制度理论对组织倾向于效率和合法性的博弈进行探讨，认为企业为了协调由合法性而引起的效率低下，不惜把内部运作和组织结构分离开来，以化解制度环境要求给效率运作带来的负面影响。后期的新制度理论文献开始关注组织在制度环境中积极主动的一面，同一制度环境对于每个组织并非都是一样的，随着组织地位的不同，它所选择的制度环境是不一样的。组织会根据自己在不同制度环境中的定位来选择各自合乎情理的行为方式,，模仿同类组织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