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是中国朦胧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被誉为以一颗童心看世界的“童话诗人”。富于童话色彩的诗歌意象、童话般梦幻的诗歌意境、诗歌里渗透出的孩子般的天真、儿童化得诗歌语言等都让顾城“童话诗人”的称号当之无愧。顾城的诗歌表面上洋溢着浪漫主义气息，但细细品读顾城的诗歌，从其诗歌创作的全貌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其诗歌创作的内涵曲折复杂，存在不少研究空间，学界对此作了不少研究。
1983年10月8日，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用斧头结束了妻子谢烨的生命，随后自己也上吊自杀，这一消息震惊世人。顾城的死讯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一时间围绕“顾城之死”的文章和文集层出不穷。例如顾乡著的《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1]，黄黎方编著的《朦化诗人顾城之死》[2]，文昕著的《顾城绝命之谜＜英儿〉解密》[3]、萧夏林编著的《顾城弃城》[4]等，这些研究有助于读者全方位了解顾城的生平经历，但大都停留在对顾城死因的探寻和心理分析上，并没有回归到顾城诗歌创作本身。
随着顾城之死的喧嚣散去，顾城的研究者更多地将研究聚焦于顾城的诗歌创作，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顶着“童话诗人”的桂冠，顾城诗歌中的童心、自然、幻想等充满童话浪漫色彩的因素是许多研究者青睐的研究对象，这类研究主要体现在对顾城诗歌儿童化视角、童话王国的建构、诗歌自然观等方面的研究，主要成果有张捷鸿的《童话的天真——论顾城的诗歌创作》[5]、王建永的《从“童心”到“童话”——论顾城诗歌创作的童心视角》[6]、了新芝的《走进顾城的童话世界》[7]、王丽花的硕士论文《论顾城诗歌中的自然生命》[8]等。
2.顾城作为“童话诗人”，诗歌大多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但其中也不乏死亡意识等消极因素，这也是顾城研究者研究的一大焦点，学界从顾城诗歌的死亡意象、原因探究等多角度去解读顾城诗歌的死亡意识，主要代表作有张厚刚的《“童话诗人”对顾城诗歌全貌的遮蔽》[9]、王炜的《从顾城之诗看顾城之死》[10]、陈丝柳的《孤独的“童话”诗人——浅析顾城的死亡情结》[11]、富佳宝的硕士论文《死亡的救赎》[12]等。
3.对顾城诗歌艺术特色、创作风格等的研究也不占少数，这类研究大多从顾城诗歌作品出发进行文本细致解读，代表作有刘梅梅《浅谈顾城诗歌的艺术特色》[13]、苏英姿的硕士论文《为“梦”而生——论顾城的诗歌创作》[14]、张捷鸿《童话的迷惑——论顾城诗歌创作的局限性》[15]、吕政豫的《浅析顾城的诗歌创作特色》[16]、辛炜玲的《顾城诗歌风格嬗变研究》[17]等。
4.对顾城的诗学思想和诗学心理分析也是学界对顾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代表作有伍方斐的《顾城后期诗与诗学心理分析》[18]、张厚刚《论顾城诗歌的“恐惧情结”》[19]、张义德《顾城的诗及诗学心理分析》[20]等。
5.作为朦胧诗的重要代表人物，学界对顾城的研究还涉及将顾城与海内外其他诗人的比较研究，主要作品有张文刚的《“梦”与“花”：顾城和海子诗歌创作之比较》[21]、叶蓉的《论lt;圣经gt;对文革后几位朦胧诗人的影响》[22]、王健的硕士论文《论顾城与洛尔卡的诗歌》[23]等。
纵观学界对顾城的研究，上世纪90年代顾城震惊全国的死讯掀起了一场顾城研究热潮；到了2000年，顾城研究逐渐冷门，研究进展基本停滞；2010年以后顾城研究又逐渐增多，但尚未有突破性进展。顾城研究依然存在很多生长点，要想完全打开顾城研究的新局面，真正认识到顾城诗歌的价值，并对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学界还需要挖掘新材料，阅读新文本，转换新视角。相信随着顾城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完备，人们对顾城及其诗歌的认识也会越来越深刻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