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和《三侠五义》中侠义精神的比较研究文献综述
侠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先秦，战国末期的韩非子在《五蠹》中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最早提到了“侠”。虽然韩非子对于“侠”持否定的态度，且这里的“侠”与后来大众所定义的“侠”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但这已是“侠”最早的雏形。先秦诸子百家，“义”作为儒家五德之一，是儒家提倡的一种道德观念，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而崇尚“兼爱”“非攻”的墨家，站在小生产者的利益上，将“义”提到了一个更高的道德高度，认为助人利人是为“义”，“万事莫贵于义”，墨侠的形象也为后世所称道。
自《史记 游侠列传》《史记 刺客列传》以来，游侠的形象便不断在文学作品中闪现。从早期司马迁的为侠做传、两汉的游侠记载，唐代的豪侠传奇，到宋明的市井豪侠传、清代的侠义公案小说，以及今日的武侠小说，“侠”作为一种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延绵至今。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侠，俜也。”西汉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称“所谓言必行，行必果，己诺 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千里诵义者也。荀悦曰，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可见，人们对侠义的定义在历史进程中，并不是唯一不变的。侠义精神也在不断变化，这个变化随着时间的推进，不断跟进着。文学作品中的侠义精神不仅融入了创造者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也会从侧面反映时代大背景下，广大人民的精神需求。
凡是进行研究，必须先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调查研究。想要对《水浒传》和《三侠五义》进行比较研究，必须先从原著着手，将两部作品仔细研读，对作品内容和作者观点都有自己的理解认识。在对原作进行了深入了解后，再查找阅读国内外的同类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论文写作。
《水浒传》作为侠义小说的集大成者，它上承唐宋豪侠之余韵，下开后世侠义小说之先河，为侠义小说的繁荣发展提供宝贵的创造经验。《水浒传》中的英雄们汇集了秦汉以来“以武犯禁”的侠客们的种种特性，也具有传统侠客形象所不具备的重名利和草莽之气。对《水浒传》的研究由来已久，从它问世便开始了，学者们对的态度也是褒贬不一，有如汪道昆，李贽，杨定，对其中“忠义”的大肆赞扬，也有如金圣叹，在点评本《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对“忠义水浒”的全盘否定。《水浒传》中的侠义精神展现了平民或小团体的力量,在'侠'和'义'中带有浓厚的匪气和功利性，这是“侠”与儒墨文化，与特殊的历史背景交杂，产生的变异。毫无疑问，侠义精神的这种变异对后世侠义文学的创作，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三侠五义》是清代侠义小说,是古典长篇侠义公案小说的经典之作，堪称中国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作为中国第一部具有真正意义的武侠小说，书中脍炙人口的故事对中国近代评书曲艺、武侠小说乃至文学艺术的内容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虽然也是以江湖豪侠为主要内容,但在故事中将江湖和朝廷结合起来,将“以官府驭豪侠,以豪侠辅官府”构成的新的模式臻于成熟,其侠义精神也与前代小说中的侠义精神有较大差别,完成了由“非法侠”向“合法侠”的转变，这是“侠”受到法家思想影响的结果。《三侠五义》对中国传统侠义精神进行了继承与开拓,侠义精神的内蕴也得到极大深化,它蕴含的侠义精神独具特色，在展现手法上也与先前的侠义小说大不相同。
对于《水浒传》的研究层出不穷，对于《三侠五义》的研究也不在少数，但直至二十世纪20年代，鲁迅才较早得将《水浒传》与《三侠五义》联系起来。他在《中国小说史略》，《流氓的变迁》，《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等等许多作品中都曾对两者进行联系比较，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 “其中所述的侠客，大半粗豪，很像《水浒》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可以说，《三侠五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水浒传》的影响，算得上是对《水浒传》的接受和再创造。由于创作题材，创作背景，作者价值取向等各方面的原因，《三侠五义》与《水浒传》有着各个方面的不同，“《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余韵，然亦仅其外貌，而非精神”，二者在人物形象，故事类型，情节模式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不同。细读两部作品，我们不难发现，《水浒传》和《三侠五义》的不同，在侠义精神的体现上尤其突出。“《水浒》中人物在反抗政府，而这一类书（《三侠五义》）中底人物，则帮助政府，这是作者思想的大不同处，大概也因为社会背景的不同之故罢”。
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到政治原因的影响，对《水浒传》乃至所有侠义小说的评论都是围绕着“阶级斗争”展开的，远离了学术研究的范畴。直至上世纪80年代末，文学研究迎来了新时期，对于侠义小说的研究才渐渐回到正轨。有研究者对中国侠文化做出来初步的梳理，如王海林的《中国武侠小说史略》，罗立群的《中国武侠小说史》。随着西方美学引入，学者们开始从美学的角度考察文学作品，并出现了许多具有批判性质的文学研究，《水浒传》和《三侠五义》也不例外。自研究新时期以来，关于《水浒传》，《三侠五义》和侠义精神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但仍然存在不足。
目前，大多研究者都专注于对《水浒传》和《三侠五义》个体的“侠”精神的研究，对《水浒传》的研究也多集中于“忠义之辩”，对“义”的研究还有不足。联系与侠义精神相关的成语：“义薄云天”， “仗义执言”，“侠肝义胆”，“行侠仗义”，可以发现“侠”和“义”具有兼容性，侠义是一个整体。“侠”是“义”的外在表现,“义”是“侠”的内在动力源泉。唐朝李德裕在《豪侠论》中说“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文不成，非兼之矣。”侠义精神之所以在不断变化，就是因为支持侠行为的“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义”既有对传统侠文化的继承，也有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的特色。为了对《水浒传》和《三侠五义》中的侠义精神有更加全面的了解，我们不能只关注“侠”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也应该关注文学作品中的“义”，这才是支撑侠外在行为的内驱力。从“侠”和“义”两方面分析，才能体会侠义精神的真实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