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一)国外研究现状
Jiao et al.(2017)利用世界银行在中国的调研数据,关注法律环境、政府效率和政府所有权等治理因素对中国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他们发现当地的法律环境对企业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流程创新和管理创新产生了显着的积极影响;政府效率对企业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流程创新和管理创新也产生了显着的积极影响;政府所有权对上述关系产生差异性调节作用。Hirshleifer et al.(2017)研究发现具有风险偏好型的管理者更青睐与创新项目的投资,并能从中获得较好的创新成果;厌恶风险型的管理者则多由于规避风险的行为而失去获取创新活动带来的收益。 此外,还有学者运用我国 A 股上市公司 2012-2014 年数据为研究样本,检验了员工激励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并进一步发现内部控制对员工激励与创新绩效有正向调节效应。 学者 Laux(2018)研究分析了员工在面临职业关注的环境中最优的股权薪酬组合,并就是否追求未被关注发现的想法做出适当的决策,研究表明,根据公司潜在增长机会的价值和员工对被解雇的担忧,员工有过度投资风险观念和过度保守主义两种情形,鼓励发现创新想法的最佳薪酬方案是股票期权激励,以及限制股票对抗过度保守主义。基于公平理论可知,企业中员工不仅对自身报酬十分关注,而且习惯于将自己所得报酬与组织内同级或者上级的薪酬进行比较(Ridge et al.,2018),如同一层级员工团队内部和不同层级间普通员工-员工之间的薪酬比较,公司内部这种薪酬差距影响着员工的价值创造和公司绩效水平。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与绩效方面,有两种解释视角,一是基于经济视角的锦标赛理论强调的是多劳多得,如果为企业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则应该获得更高的薪酬和职位,进而对企业的运营结果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Connelly et al.,2019;Downes et al.,2019;Shaw,2019),因此,企业内部的薪酬等级能够产生积极的激励结果,从而可以提升员工的努力水平,进而改善企业的创新过程和绩效产出(Ridge et al.,2019)。
(二)国内研究现状
方华(2017)以270家母三角地方企业为研究样本,发现组织网络的嵌入性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孙锐等。(2018)通过对科技研发企业多源问卷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显著提升了组织创新绩效,并进一步探讨了外部互动对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以及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创新绩效差异中介效应。王建华等。(2018)发现创造员工薪酬有助于提高员工创新的动机。随着前三名员工薪酬总额的增加,对员工的激励效应逐渐减弱,使得货币薪酬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呈现倒U型。中国学者赵曦、林德林(2019)以2008-201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分析了Ramp;amp;D投资中介效应和监管效应的双重作用,发现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Ramp;amp;D投资对企业创新绩效有中介作用员工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股权投资对核心员工股权激励起中介作用,创新绩效激励与创新绩效起调节作用。王成、郝海宇(2019)运用多元回归统计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对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李颖(2019)以2013-2016年中国中小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普通员工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首先,基于行为理论,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工资低于应得的水平,他们会经常感到被剥削,然后会懈怠,组织承诺和合作意愿低,其他负面反应会对企业创新和绩效产生不利影响。
陈志光(2002)以上海证券市场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员工年薪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并在中国背景下验证了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陈旭东、顾静(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员工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不存在内生问题。此外,由于主板市场与非主板市场的差异,中国学者进一步验证了员工薪酬与创业绩效的关系。陈晓红等。(2007)以沪深118为例,以中小企业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年薪激励模式和股权结构模式与增长正相关的结论;刘磊(2013)以创业板市场为样本,研究了员工的角色薪酬激励,通过因子分析构建创业板上市公司成长性得分,结果表明,创业板上市公司员工的货币薪酬激励和员工持股比例与公司成长性正相关。
参考文献:
[1] Acharya V V, Baghai R P, Subramanian K V Wrongful discharge laws and innovation[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9, 27(1): 301一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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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dizes I. Organizational passages一diagnosing and treating lifecycle problems of organizations[J].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2018, 8(1): 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