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1.“营改增”对企业的影响研究
关于“营改增”对企业的影响研究，现阶段有较多学者侧重于“营改增”对企业减税效果的影响研究，还有部分学者研究“营改增”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高利芳，张东旭（2019）利用多时点的双重差分模型，以2010—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营改增”对企业税负的影响。研究发现“营改增”对企业的减税效果有着显著的影响，且这种减税效应针对于“营改增”早期试点与晚期试点之间存在时间维度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善程度决定的。范子英，彭飞（2017）认为“营改增”有利于增值税链条中进项税的抵扣，其利用2009-2014年服务业上市公司数据和其测算的27个服务业与上游企业增值税关联度，通过三重差分模型研究产业互联程度与上游企业增值税税率对“营改增”的减税效应的影响，研究得出产业互联程度越高的企业，“营改增”后减税效果越明显。曹越，易冰心等（2017）通过ETR指标来对“营改增”试点“1 6”行业进行度量，认为“营改增”是否具有减税效应并不确定。其通过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DID-PSM），从公司产权、金字塔层级等多个维度全面评估“营改增”对公司减税效果的影响。研究表明仅在考虑金字塔层级下，“营改增”对国企的减税效果才比较显著，而在其他情形下二者之间并无显著影响。
李启平（2019）认为在抵扣完善的产业链条中，“营改增”后高新技术企业会投入更多可抵扣的研发用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同时也会影响企业财务绩效。其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对2011-2014年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营改增”增加了企业的可支配资金，从而促进了企业研发和净资产收益。刘柏，王馨竹（2017）认为“营改增”使现代服务业企业承担更少的税负，而由产业链下游的零售和消费者承担。企业更愿意进行资产投资，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其选取了“营改增”试点前后现代服务行业的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研究“营改增”和企业投资、税负转嫁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营改增”不仅推动了企业投资和税负的转嫁，而且显著影响了企业的财务绩效。
总的来说，针对于“营改增”对企业的影响研究，大部分学者都认同“营改增”减免了企业的税收负担，扩大了企业的投资水平，对企业财务指标利好；少部分学者认为：一些特殊行业可能由于产业链不完善，进项税抵扣不充分等原因导致“营改增”对企业的税负不减反增的现象。
2.企业研发行为的相关研究
创新使企业能拥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竞争中保持市场地位。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企业研发和技术创新，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对企业研发和技术创新有着较广泛的研究。
Yannan Shen（2019）基于中国研发抵税政策考察了政府税收减免政策对中国的国企、私企和外企的刺激作用。研究表明：相对于直接的研发补贴，研发税收抵免政策对企业激励更明显。Ferreira,Xavier,Polonia（2019）对初创公司采用葡萄牙的研发税收减免政策，发现从政策中受益的公司在人员薪水的支付与雇员数量中更为突出，使他们可以保留人才进行研发工作。同时这些公司也比其他公司表现出更好地财务绩效。Celebi，Hodžić（2017）指出欧盟为了减少由于不同国家税收制度不同而导致跨境公司的跨境业务存在税收障碍，欧盟致力于将单税制（ST）改为共同综合公司税基（CCCTB），但ST下低税率和税收减免政策会激励跨国公司的研发的情况在CCCTB下会变得更加复杂，税基的公式分配（FA）导致一些国家税收减免无法直接影响公司研发。
Arda Yenipazarli（2019）认为企业环境研发受到监管者、竞争者与消费者的共同压力，其通过两阶段的双寡头竞争模型，发现当消费者品牌敏感较低时，若研发成本较低，排放税等监管措施比单纯的政策补贴要利于企业研发。而如果研发成本较高，排放监管将会对企业研发产生相反的效果。当消费者品牌敏感度较高时，排放税会使竞争中的两家企业都努力研发以获取更大品牌溢价。
严若森，姜潇（2019）选取2012-2015年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数据，研究融资约束、政治关联和制度环境如何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并探讨他们之间的多重关系。研究表明：政治关联显著促进了企业研发，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的研发，但政治关联可以缓解这种抑制作用，并且在制度环境优势的地区，这种缓解作用会逐渐消失。李端生，王晓燕（2019）以2009-2016年的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研究薪酬、股权激励和高管团队的差异与企业研发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团队显著影响企业研发，且薪酬激励使该影响更显著，而股权激励则会抑制这一影响。肖延高，刘鑫等（2019）研究技术创新是否构成企业专利申请的动机，同时探寻企业拥有的专利能力是否可以促进企业绩效的进步。研究表明：企业的研发投入越多，越有助于企业申请与技术创新相关的专利，且企业的专利能力越强，对企业的财务绩效越有积极影响。
